下面的討論雖然以元代陶瓷為主題，但是當年的陶瓷文獻存世極少，倘若僅憑它們對證實物，多數(shù)疑案或許永遠無法索解。因為陶瓷屬于手工業(yè)，手工業(yè)的通則也一定適用于燒造，而手工業(yè)文獻今存尚多，故本文征引的手工業(yè)文獻較多。因為絲綢是元代最重要的手工制品，又與陶瓷同屬手工藝，而絲綢文獻大量遺存，故在本文征引的手工業(yè)文獻里，記述絲綢的不少。
一、浮梁磁局職掌
按照《元史》的記錄，浮梁磁局是皇家的瓷器作坊。不過，總有陶瓷史家愿意為它增添職掌。一個有影響的說法是，“‘浮梁瓷局’應該是當時管轄一方手工業(yè)生產(chǎn)的機構，或兼有為朝廷、官府定燒貢瓷等官用瓷器和其他手工業(yè)品及課稅的功能”【1】。盡管表述的都是或然性判斷，但比對《元史》，還是多出了管轄當?shù)厥止I(yè)與課稅兩個可能的職掌。
浮梁磁局應“管轄一方手工業(yè)生產(chǎn)”？這不合元代制度。蒙元文獻里，尚未聞見以官府局院管轄所在地各類造作的事例。蒙元時代，特重造作，不論民間、官府，造作都由政府派員監(jiān)管，雖然有宦官伯顏入閩催督繡段【2】，雖然有外臣堵閏受命督陶于饒【3】，但這些該算特例。當年，通例是由地方的民政長官監(jiān)管屬地造作，故《元典章》卷58《禁治紕薄段帛》稱：
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，中書省奏過事內(nèi)一件……隨路街市賣賣之物，私家 貪圖厚利，減克絲料，添加粉飾，恣意織造……仍令本處管民達魯花赤、長官不 妨本職，常切用心提調(diào)……路府州縣達魯花赤、長官不為用心提調(diào)，致有違犯，罰俸二十日，再犯取招別議定罪?！?】
“隨路街市賣賣之物”自然是民間產(chǎn)品。不止民間造作由地方長官"提調(diào)"，都城以外的官府作坊也由他們"提點"，故《通制條格》30《營繕·造作》載：
至元二十八年六月，中書省。奏準《至元新格》：……諸局分造作局官，每日躬親遍歷巡視，工部每月委官點檢，務要造作如法，工程不虧，違者隨即究治。其在外局分，本路正官依上提點。【5】
元代沒有正式的法典，但不時將“敕旨條令，雜采類編”，以為各級官衙行政的依據(jù)。故載入《元典章》和《通制條格》的文書，當年被普遍奉行。明清的景德鎮(zhèn)陶瓷文獻大多說到“本路總管監(jiān)陶”，饒州路總管段廷珪監(jiān)陶，也早為學人熟悉，而饒州路總管恰是“本路正官”。
因此，管轄當年陶瓷燒造等景德鎮(zhèn)手工業(yè)的，并非浮梁磁局，而主要是饒州路總管等“本路正官”。至于浮梁磁局，只管局內(nèi)造作。
浮梁磁局或兼有“課稅的功能”？這與史籍抵牾。關于浮梁磁局的記錄，已知有兩處尚存，一為《元典章》，一為《元史》。前者在列舉官員職品時，僅僅提及浮梁磁局副使秩正九品【6】，后者的記述卻詳備許多，并且明言職掌：
浮梁磁局, 秩正九品，至元十五年立。掌燒造磁器, 并漆造馬尾、棕藤笠帽等事。大使、副使各一員?！?】
關于兩書記錄的官員品秩不同，因為再無史料，孰正孰誤，已經(jīng)無從判斷。依據(jù)主官品秩高低，判斷磁局規(guī)模大小的做法，因此也無法獲得確證。但是能夠認定，詳記磁局職掌的《元史》并未言及“課稅的功能”。查《元史》，浮梁磁局歸隸將作院的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，而將作院與其屬下的各總管府、各局院皆無稅收的職掌【8】。
不過，元政府在饒州與景德鎮(zhèn)確實課稅，但課稅卻另有官衙，那是當?shù)氐亩悇铡０丛说囊粍t記錄，饒州的稅提領秩正八品、浮梁景德的稅提領秩從八品【9】，或正八品【10】。既然當?shù)卣n稅有專門的官衙，磁局便不該再有兼掌課稅的可能。對于民間造作，課稅古今皆然。而從饒州路稅務的品秩與浮梁（縣）景德相近或相同，景德鎮(zhèn)民間燒造的繁盛也能推測。
沿用趙宋舊制，蒙元政府對民間窯業(yè)實行“二八抽分”。雖然也可變通為折鈔繳納【11】，但常規(guī)仍是以產(chǎn)品的五分之一充當實物稅。早在至元五年（1268），這個做法已經(jīng)推行【12】，關于精美元青花的燒造時代，學人普遍相信不會早于文宗朝（1328-1332年）。從一件土耳其精美藏品的題記看，“二八抽分”起碼在景德鎮(zhèn)延續(xù)到了元后期。在托普卡普宮博物館，有只元青花八棱葫蘆瓶（圖1），其足底有墨書的“未□”（圖2）【13】。兩字之中，尚難準確辨識的那個，從字形看，應當是“抽”。若辨識不誤，此瓶便是抽分制度在景德鎮(zhèn)延續(xù)到元代后期的物證。
圖 1
圖 2
因此，在元代的景德鎮(zhèn)，確有對民間燒造實行“二八抽分”的課稅機構，但那是當?shù)氐亩悇?，而非浮梁磁局?/p>
說浮梁磁局燒造瓷器，這一般不會引來異詞。磁局隸屬專為皇家制作的將作院，“太禧”盤等考究的卵白釉器物應是其產(chǎn)品，一些青花瓷器應該也是。盡管元代管制松弛，造作僭越所在多有，且1352年以后，元廷對當?shù)厥タ刂疲饲暗脑熳鞯鹊谝搽S之消逝，故不可將雙角五爪龍紋器物一概視為磁局產(chǎn)品。然而，這類青花若集中出土，且經(jīng)考訂，便仍能推斷，如1988年出土在景德鎮(zhèn)風景路明代御器廠故址的那批殘片，它們也大多飾以御用的雙角五爪龍紋【14】。
完好的器物應當也有孑遺，如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參展上海博物館《幽藍神采》的那件（圖3），其造型雖被判斷為“蒙古包”，但指為笠帽架或許更加妥貼。此器足徑18.5厘米，足部周長約58厘米，足部以上略收，這個尺度、這種形制托架笠帽顯然適宜。而在燒造瓷器之外，浮梁磁局還“漆造馬尾、棕藤笠帽”，青花笠帽架應該是棕藤笠帽的配套產(chǎn)品。至于江西的上等棕帽，當年極得上層青睞【15】，配上帽架，便更顯高貴。
圖 3
這樣，《元史·百官志》的記述依然可以信賴，浮梁磁局不是“管轄一方手工業(yè)生產(chǎn)的機構”，也不會具備“課稅的功能”，其職掌就是瓷器、笠帽等制作，并且，卵白釉、青花瓷等制作延續(xù)到元代后期。
二、“至正型”的生產(chǎn)者
對于那些形體碩大、圖案繁滿、發(fā)色深濃、制作考究的元青花，中國的學人常以“至正型”稱之。這個命名雖欠嚴密，但因文字簡省，又相沿成俗，下文仍將采用。
關于“至正型”，筆墨官司實在太多，突出的一個，便是生產(chǎn)者為誰。說它們出自民間工匠之手，顯然無法解說作品緣何如此精美、面貌緣何如此相似。說它們是浮梁磁局的產(chǎn)品，顯然又無法解說燒造地點緣何如此分散。目前，“至正型”殘片的窯址已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多處，湖田窯區(qū)里有，老城區(qū)內(nèi)更多【16】。從浮梁磁局的大使或副使秩正九品，且制瓷的同時又“漆造馬尾、棕藤笠帽”判斷，其燒造的規(guī)模不會很大，窯址不應散處各地。
窯址分散的問題己經(jīng)引起關注，有專家推測，“官窯產(chǎn)品可能是選擇了當時較好的民窯來承擔”【17】，還有專家相信，官窯作坊“分散于景德鎮(zhèn)元代生產(chǎn)瓷器的各個地方”【18】。不過，如果全面考察元代造作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還有更大的可能存在，即元代匠戶有大量的役外勞作，許多“至正型”是浮梁磁局匠戶役外燒造的商品。
討論匠戶的役外勞作應先從其年均額造量入手。對此，現(xiàn)存的兩種方志資料保留著元代絲織匠戶額造量的明確記錄?！队罉反蟮洹肪?9781《局·織染局》：
《新安志》：“元織染局在西北隅舊酒務基，打線場在西南關練溪東岸。先于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撥到寧國路織染局生帛機五十張，簽撥人匠八百六十二戶，自本年正月為始立局。歲造生帛三色，凡一千六伯一段。二十四年，改造熟帛、絲紬，如生帛之數(shù)，凡六色，四季起納。至元二十八年，添造寧國路絲紬一百五十段?！薄?9】
即匠戶平均歲造不足兩段，平均一張生帛機由17家以上的匠戶操作。元代的官府作坊有中央和地方兩類，寧國路織染局屬地方官府作坊，或因其產(chǎn)品質量略低，而額造量稍大。中央官府作坊則或因產(chǎn)品考究，而額造量更小。在資政院屬下，有個史家熟稔的東織染局。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6《官守志一·本朝統(tǒng)屬官制》：
東織染局 至元十七年，于城東南隅前宋貢院立局。有印，設局使二員，局副一員。管人匠三千六戶，機一百五十四張，額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，荒絲一萬一千五百二斤八兩。隸資政院管領。【20】
這個局院設在今南京，管領它的資政（正）院本名徽政院，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，被元順帝更名，為其二皇后奇氏聚斂財賦【21】。即令為皇后織造，對段匹的質量要求或許非比尋常，而匠戶平均歲造才略多于一段半。雖然難免“工多匠少”，但不惟產(chǎn)量太低，而將近20匠戶圍繞一張織機操作，情形尤其不可想象。
東織染局和浮梁磁局同在江浙行省、同樣隸屬中央，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于1343年開始修纂，次年雕版刊印【22】，這個時段又在“至正型”燒造的年代之內(nèi)。兩局可比性既然如此之高，那么東織染局匠戶的年額造量極小，浮梁磁局的匠戶就不該例外。
額造量實在太低，完成無需較多時日。完成之后，匠戶做些什么？其實，元代的匠戶往往不必“常川入局”，應役之外也在從事職業(yè)勞作。役外勞作主要有兩種：一是依然被政府或局院的“官人”“影占”，以竊取的官府物料為其“帶造生活”【23】，這被時人稱為“梯己的勾當”【24】；二是使用自家設備，自籌物料，自行制作、自主發(fā)賣，官府文獻所謂“各局院里合造的額數(shù)造了呵，放還教做他每的勾當，養(yǎng)喉素（意即果腹）吃呵”【25】，便指此而言。
無論官員的“帶造生活”，抑或匠戶的自造自賣，產(chǎn)品都要投放市場，謀求以旺銷獲取更大的利益。能否旺銷，形制至關重要。由于官府設計的水平更高，更合時尚，更顯尊貴，最受推崇、最利銷售，所以匠戶的役外勞作應當往往采用官府的設計。
官府的產(chǎn)品自有官派的用場，不能以設計的隨意，服用的僭越，破壞了欽定的等級制度，因此必須采用經(jīng)中央機構，甚至帝王核準的范本。當年，與浮梁磁局同屬將作院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的，還有個畫局。劉新園早已指出，這個畫局只設計，不制作【26】。如此看來，磁局匠戶的役內(nèi)勞作只是將欽定的畫局圖樣復制成瓷。官府的設計非但有范本，范本還極其穩(wěn)定，“不許輒自變移”【27】。產(chǎn)品若要出新，則須呈稟，核準之后，方可生產(chǎn)【28】。
穩(wěn)定的官府設計早被長年服役的匠戶熟悉，復制不僅免除了設計，還更利銷售，自然樂于為匠戶采用。元政府一再禁斷如同官府產(chǎn)品，甚至御用樣式的服裝、絲綢、飾物等等的私自制作和非法售賣，這在《元典章》《通制條格》中記錄甚多，它們就是匠戶的役外勞作常取官府設計的反復證明。
“至正型”不僅制作精良，而且材料考究，磁局匠戶的役外勞作也確實能夠得到官府的材料，“帶造生活”的屢被禁斷，原因之一就是總要私占官府物料。關于民間制作也能獲得官府物料，孔克齊有過著名的描述，其《至正直記》卷2《饒州御土》說：“饒州御土，其色白如粉堊，每歲差官監(jiān)造器皿以貢，謂之御土窯。燒罷即封土，不敢私也?；蛴胸曈嗤粒毂P、盂、碗、碟、壺、注、杯、盞之類，白而瑩，色可愛?！鄙弦倪€說明了，如果材料相同，役外勞作的商品也能質量絕佳。
浮梁磁局的匠戶也會如同絲綢等其他局院，服役之外，還被迫“帶造生活”、主動自產(chǎn)自銷。由于匠戶的役外勞作往往采用官府的穩(wěn)定設計，又可能獲取官府的物料，所以可以解說不同窯址發(fā)現(xiàn)的“至正型”緣何同樣精彩、風格緣何如此酷似。由于匠戶分散居處，所以可以解說“至正型”緣何發(fā)現(xiàn)在多處窯址。
這樣，“至正型”的生產(chǎn)者應當至少以浮梁磁局的匠戶為主，一些作品是匠戶役內(nèi)的產(chǎn)品，有些則為役外的商品（如前述土耳其藏底足墨書應為“未抽”的青花葫蘆瓶）。役外的商品是特殊的民間陶瓷，雖屬民間燒造，卻出自“系官人匠”之手，它們與役內(nèi)的產(chǎn)品往往風神一致，同樣精彩。至于同一窯址會出土不同風貌、不同質量的元青花，原因當在役內(nèi)產(chǎn)品既要滿足皇家使用，還有賞賚的用場，而役外商品則會面向不同財力、不同文化取向的主顧。
后記：我與劉新園先生誼兼師友，三十年里，我們議論最多的陶瓷品類就是元青花，而他對元青花的研究貢獻極大。如今，新園先生謝世已經(jīng)三年，請以此文紀念這位極富想象力和創(chuàng)造性的卓越陶瓷史家。
注釋：
【1】上海博物館編《幽藍神采：元代青花瓷器特集·元青花研究六十年》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8頁。
【2】《元史》卷144《答里麻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，第3421頁）：“泰定元年，……朝廷遣宦官伯顏催督繡段?！?/p>
【3】事見俞希魯：《至順鎮(zhèn)江志》卷19《人才·仕進·土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本，第2860頁下欄）。學人對此早耳熟能詳，卻忽略了對堵氏精明干練的記錄。張鉉：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3下《金陵表七·元·至大三年》（《宋元方志叢刊》本，第5495頁下欄）稱：“鎮(zhèn)江人堵閏，字濟川，任本路錄事。聽訟明察，判決無滯，城內(nèi)稱治”。堵閏的榮寵、督陶當與此相關。
【4】中華書局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陳高華等點校本，第1962-1963頁。
【5】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方齡貴校注本，第731-732頁。
【6】《元典章》卷7《吏部一·職品》，第222頁。
【7】《元史》卷88《百官志四·將作院》，第2227頁。
【8】認為浮梁磁局掌課稅的說法，應當受了明清議論的導引。明末的王宗沐《江西省大志》卷7《陶書·建置》稱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9年影印本，第813頁）：“元更景德鎮(zhèn)稅課局監(jiān)鎮(zhèn)，為提領?！庇终f（第815頁）：“元泰定，本路總管監(jiān)陶，皆有命則供，否則止。”此后的陶瓷文獻每每受此影響，藍浦、鄭廷珪：《景德鎮(zhèn)陶錄》卷五《景德鎮(zhèn)歷代窯考》講得最明確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3年傅振倫詳注本，第63頁）：“至泰定后，又以本路總管監(jiān)陶，皆有命則供，否則止稅課而已，故唯民窯著盛……”盡管晚近的議論言之鑿鑿，卻無法獲得元代文獻的支持。
【9】《元典章》卷7《吏部一·職品》，第217、220頁。
【10】《元典章》卷9《吏部三·內(nèi)外稅務窠闕》，第339頁。從《元典章》所記浮梁（縣）景德稅務品秩的不同，可知此書內(nèi)容，如與陶瓷史有關的浮梁磁局副使的品秩，也難盡信。一般認為，不同于官修的《通制條格》，《元典章》或由吏胥抄記，坊賈刻印，這令舛誤在所難免。
【11】《元史》卷94《食貨志二·額外課》（第2407頁）載，冀寧路有“磁課”58錠。當年的冀寧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，其“磁課”折鈔，或因當?shù)卮善髻|量不高。
【12】《元典章》卷22《戶部八·磁窯二八抽分》，第895-896頁。
【13】三杉隆敏：《中近東的中國瓷器》，香港大學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二冊第78頁。
【14】劉新園：《元文宗圖帖睦爾時代之官窯瓷器考·四》，《文物》2011年第11期，第55-57頁。
【15】《樸通事諺解》卷上（漢城：韓國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，1933年影印《奎章閣叢書》，第55頁）記，一位貴胄夜半操馬，還戴著“江西十分上等真結綜帽兒”。
【16】曹建文、徐華烽：《近年來景德鎮(zhèn)元代青花窯址調(diào)查與研究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2009年第6期，第78-88頁。
【17】江建新：《元青花與浮梁磁局及其窯場》，《景德鎮(zhèn)陶瓷考古研究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91頁。
【18】《近年來景德鎮(zhèn)元代青花窯址調(diào)查與研究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2009年第6期，第87頁。
【19】北京：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，第7383頁下欄-7384頁上欄。
【20】 《宋元方志叢刊》本，第5592頁上欄。此外，同書卷7《田賦志·貢賦》載（第5638頁上欄）：“本路溧陽句容諸局歲造段匹叁仟貳伯件，財賦局歲造段匹壹仟壹拾肆件”，“諸局”當指溧陽州織染局和句容縣生帛局。卷3下《金陵表七·元》記，至元二十一年，“置溧陽州織染局，進呈段匹一千八百二十段” （第5490頁下欄）；至元二十三年，“設句容縣生帛局，造木綿、大綾”（第5491頁上欄）；后至元二年，“句容縣生帛局改造注絲、斜紋，撥付資政院交納”（第5499頁上欄）。卷8《民俗志·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本路抄籍戶口》則記，溧陽州有匠963戶（第5645頁上欄）；句容縣有匠1060戶（第5644頁下欄）。由于無法確知溧陽、句容匠戶是否皆入局織造，故無從推算匠戶的年均額造量，謹錄以備考。
【21】《元史》卷92《百官志八》（第2331頁）：”至元六年十二月，中書省奉？完者忽都皇后置資正院，正二品。“卷114《后妃傳一·奇氏》（第2280頁）：“完者忽都皇后竒氏，系髙麗人，……伯顏罷相，沙剌班遂請立為第二皇后，居興圣宮，改徽政院為資政院?！本?04《宦者傳·樸不花》（第4551-4552頁）： “髙麗人，亦曰王不花，……累遷官至榮祿大夫、資政院使。資正院者，皇后之財賦悉隸焉。”
【22】《至正金陵新志·修志文移》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本，第5280頁下欄-5281頁上欄。
【23】 《通制條格》卷30《營繕·造作》，第76頁；《元典章》卷58《工部一·不得帶造生活》，第1972頁。
【24】 《通制條格》卷2《戶令·騷擾工匠》，第104頁。
【25】 同上。
【26】 《元青花特異紋飾和將作院所屬浮梁磁局與畫局·五》，《景德鎮(zhèn)陶瓷學院學報》第3卷第1期（1982年），第18-19頁。
【27】《通制條格》卷30《營繕·造作》，第731頁。
【28】《經(jīng)世大典·站赤》（《永樂大典》卷19419，第7214頁下欄）：“（至元二十九年）六月四日，濟寧路差委朵魯赤赴都呈稟綾樣。”
本文作者尚剛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教授，本文原載《文物》2017年第9期，第48-53頁。
